文︱刘澜昌
加沙的空气里，战争并未退场，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。停火协议写在纸上，武器仍握在手中，口岸在地图上被标注为“开放”，但现实中的人流与货物流却依旧被层层筛选。2月初的几条消息拼在一起，看似各自独立，实则勾勒出同一幅结构性图景：一场关于权力、控制与合法性的拉锯战，正在停火的名义下继续展开。
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高级官员穆罕默德·欣迪的表态，语气并不激烈，却信息密度极高。“继续持有巴勒斯坦人民的武器”，同时在武器使用问题上对斡旋方保持灵活性，这句话并非单纯的姿态宣示，而是一次精确的政治定位。它既回应了内部的安全焦虑，也对外部的谈判框架作出界定：武器不是交易筹码，而是政治存在的基础；灵活性存在，但前提是对方承认这种存在本身。
在加沙语境中，“武器”并不只是军事意义上的工具，更是一种政治身份。自哈马斯在加沙建立实际控制以来，武装力量与治理能力被捆绑在一起。即便外界试图将“去军事化”描绘为通向重建的前提，这一逻辑在加沙内部却难以成立。因为对当地政治力量而言，放下武器并不意味着安全，而可能意味着失去话语权、谈判资格，甚至生存空间。
以色列方面的立场同样清晰。内塔尼亚胡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时重申，在加沙开始重建之前，必须解除哈马斯武装，实现全面非军事化，并完成以方设定的战争目标。这被定义为“不可妥协的立场”，其核心并非重建本身，而是对未来加沙政治结构的重塑设想。重建被置于安全框架之后，成为一种条件性承诺，而非人道优先事项。
这种顺序的设定，直接决定了停火的脆弱性。只要战争目标尚未被以色列方面认定为完成，停火就始终处于可逆状态。欣迪所说的“杀害从未停止”，并非修辞，而是对这种状态的描述：停火并未转化为一种稳定机制，而更像是一种战术性间歇。
拉法口岸的“重开”进一步暴露了这一现实。2月1日试运行，2日正式开放，消息本身足以成为头条。但在严格通行条件下，仅有少数人获准出入，这样的口岸更像是一道可调节的阀门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通道。自2024年5月以军控制巴方一侧以来，拉法口岸的功能已发生根本变化，它不再只是加沙与外界的连接点，而成为以色列安全体系的一部分。
在这种条件下，所谓“开放”更多是一种政治表述，而非日常经验。对加沙居民而言，口岸是否开放，不取决于官方公告，而取决于他们能否实际通过。欣迪指出，当技术官僚委员会被阻挠进入、管理职责无法履行时，口岸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。这不仅是人道问题，也是治理问题：谁有权管理加沙，谁就拥有定义“正常状态”的能力。
技术官僚委员会的受阻，折射出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。以色列强调安全前提，巴勒斯坦抵抗派别坚持武装合法性，而加沙的日常治理空间则被不断压缩。在这一夹缝中，任何中性、去政治化的管理尝试都难以落地。因为管理本身即是政治，尤其是在一个主权高度碎片化的地带。
停火斡旋方所面对的，并非简单的“武装与非武装”选择题，而是一套彼此嵌套的条件链条。解除武装被视为重建前提，重建被视为稳定前提，稳定又被视为政治安排前提。这条链条的起点和终点，都掌握在力量更强的一方手中。弱势一方若在起点让步，往往无法确保终点的兑现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巴勒斯坦抵抗派别强调“武器属于人民”，并非拒绝政治解决，而是拒绝在政治解决尚未具象化之前交出唯一的安全保障。灵活性被保留在使用层面，而非存在层面，这种区分正是谈判策略的体现。
加沙的现实由此呈现出三重张力：武器与政治身份的张力，停火文本与地面行动的张力，口岸象征与实际通行的张力。它们相互叠加，使任何单一叙事都显得不足。将问题简化为“去军事化换重建”，忽略了加沙长期处于外部控制与内部动员之间的结构性处境。
国际社会常常期待一个清晰的时间表：停火、生效、重建、政治进程。但在加沙，时间并非线性展开，而是被反复折叠。拉法口岸的半开状态、技术官僚的进退受限、停火中的零星冲突，都在提醒外界，这里不存在自然过渡，只有持续博弈。
当内塔尼亚胡强调“不可妥协”，当欣迪强调“共识”，双方使用的都是确定性语言，却指向截然不同的未来图景。一个以安全重塑为核心，一个以抵抗存在为前提。停火在两者之间被拉伸，成为一种既非战争、也非和平的中间态。
加沙的命运，暂时悬停在这种中间态中。口岸的铁门可以打开一条缝，武器可以暂时沉默，文件可以签署多轮，但真正的转变，仍取决于是否有人愿意重新定义安全、治理与尊严之间的关系。在那之前，停火仍会反复出现，又反复失效，像潮汐一样，来去之间留下痕迹，却难以改变地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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